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10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开始考虑氢弹研制工作，与钱三强讨论在原子能所安排力量，提前进行氢弹理论探索。12月，原子能所成立了“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这个看似平凡的名字，却承载着中国核武器发展的重大使命。1961年1月，一个关键人物——于敏正式调入“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担任副组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1965年1月23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明确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领袖的话语掷地有声，更加坚定了科研人员的决心。同年1月7日，刘杰部长传达毛主席指示时说：“如果有了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

1965年7月，氢弹理论研究遇到了瓶颈。两条可能的技术途径都面临困难，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九院理论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利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国庆节假期的时机，集中突击计算。9月27日，于敏带领50多名科研人员乘火车前往上海。在那个计算机还极其珍贵的年代，他们要在短短的假期里，完成关乎氢弹命运的关键计算。11月1日，氢弹攻关小组先计算了一个模型。于敏同大家一起商量，临时又加算了一个材料比例不同的模型，结果不错！11月3日，计算了另一个模型，也取得完美结果。至此两类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我们就可以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这次上海之行，成为中国氢弹研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于敏和他的团队发现了氢弹的奥秘，找到了突破的关键。

掌握了氢弹原理后，中国科学家们开始向更高的目标冲刺——研制真正的氢弹武器。1967年春天，一个紧迫的消息传来：法国将在7月进行氢弹爆炸试验。九院理论部的科研人员们请国防科委考虑：“我们的氢弹空爆试验能否改在赶在法国之前炸响？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个建议得到了领导的全力支持。周总理、聂荣臻等领导人批准了提前进行氢弹试验的计划。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但中国的科研人员们没有退缩。

1967年6月17日清晨7时，徐克江机组驾驶726号轰-6甲型飞机载着氢弹起飞。然而，第一次投弹时，由于领航员过分紧张，忘记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未能投下。“重飞！要沉着，不要紧张！”地面指挥员的话语在无线电中响起。聂荣臻元帅当即批准：“可以！”8时20分，氢弹在距离地面2960米的高度成功爆炸！巨大的火球在天空中绽放，蘑菇云冲天而起。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这个速度震惊了世界，也让中国人民为之自豪。正如毛主席1958年的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完全实现了。

中国氢弹的成功，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祖国的安全和尊严，科学家们甘愿隐姓埋名，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力更生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核武器发展道路。

协同攻关精神——从理论设计到工程制造，从试验验证到安全防护，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严谨务实精神——“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成为核武器研制的座右铭。

中国发展核武器，从来不是为了威胁别人，而是为了保卫和平，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一直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是和平的守护者，是正义的象征。58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面对技术封锁和外部压力，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真正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今天，当我们享受着和平安宁的生活，当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成就而自豪，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而奋斗的英雄们。让我们向所有参与氢弹研制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和保障人员致敬！向那些为了保守国家机密而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