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钱三强
人物档案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出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市),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6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1937年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8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1年接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54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2月11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二机部”);197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1978年至1982年兼任浙江大学校长;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3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钱三强《科技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文,文中钱三强分析了科技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给出了相应的建议。钱三强的荐人之道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事业发展需要为重,看重人才的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推荐到最恰当的岗位上去,勇于让年轻人脱颖而出。他曾不止一次说:“要顾全大局……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样既解决了急需,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又能使人员交流,人才成长。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的很快也自然成长起来了。” 今天,科技强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都离不开科技人才。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解决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都对科技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需求。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时值钱三强先生逝世33周年之际重读此文,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位曾亲手推开中国原子能时代大门的科学家,在生命最后十年已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时代命题——如何构建一支永葆活力的科技队伍。字里行间流淌的,既是一个科学家对科研规律的深邃洞察,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对科技强国命脉的深远谋划。 文章原文 《科技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学技术工作要开创新局面,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科技队伍的建设,努力培养和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 所谓“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本事就是:在学术上或技术上有一定造诣;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干劲和创新精神;善于识人,用人,团结人。这样的带头人,研究所里需要,工厂企业里需要,大的科技攻关项目中同样需要。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生产建设中带关键性的三十八个科技项目,列出了一百个攻关课题。组织科技攻关,是当前一项很迫切的任务。如果每一个攻关项目,都选拔那么几个有本事的带头人,通过他们组织起一支科技骨干队伍,并且给予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攻关的效果和速度就一定能够大大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不能靠人海战术,也不能靠拼财力、物力。一个单位,人多、钱多、设备条件好,不一定出的成果就多,科研水平就高,关键要看有没有一批有本事的带头人,要看人员的组合和使用是不是合理。 有本事的带头人从哪里来呢?靠培养,靠发现,靠实际锻炼。培养选拔人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人才不是自然而然冒出来的;相反,往往会遇到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阻碍。例如资历、名气、威望等等这类论资排辈的框框,就经常阻碍着人才的发现。只有坚持培养,突破禁锢,人才才能成长起来。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国原子能事业起步不久,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当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要我推荐。经过酝酿,结果选中了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三十五六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那么,为什么要选拔他,他有什么长处呢?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晰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因而他可以调动整个研究室力量支持新成立的设计机构;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六十岁,还可以为发展科技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这是我了解许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既说明培养和选拔科学技术带头人的重要,同时也说明,选拔人才必须破除陈规旧习。 应该说,我们现在培养选拔学术带头人,更有条件了。实行了学位制,将对人才成长起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我们各个部门和各条战线,有一大批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中年科技骨干,他们虽然没有获得学位,但按实际的能力和水平,并不亚于国外的博士;而且许多人已经独当一面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或者实际上已成为)学术带头人,问题是要有人去了解、使用和选拔。为此,应当考虑经过一定的考核手续,授予他们相应的学位,希望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并实施给在职人员授予学位的措施。 现在许多同志用人,喜欢用顺手的人。我觉得“顺”与“不顺”要作具体分析。不好好工作、故意扯皮闹纠纷,这样的人如不克服毛病,是不好用的。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人习惯于唯唯诺诺,见机行事,逢人便说好,专门搞关系学,而不用心钻研业务,不独立思考,工作中缺乏创新精神,这样的人,用起来是顺手,可并不是事业所需要的人才。优秀人才,首先具有一种事业责任感,他判断事情、发表意见,只是从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出发,而不大考虑个人得失和人缘关系,因此,往往说话办事不那么“顺”。但是,使用这样的人,对工作很有利。这些人也可能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因为从多年经验看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同他的缺点联系着。比如,有创新精神、能干的人,往往喜欢发表见解,有朝气,这是优点;但如果过于坚持己见,不大考虑别人的意见,有时就显出固执或自傲,这就成了缺点。再好的人才,不论是在培养选拔过程中,还是已经成为“带头人”以后,都会有不足之处,关键是对他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要做具体分析,要发扬他的优点,帮助他克服缺点。这就叫知人善任。 总之,培养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是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衷心希望各个方面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让成千成万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发挥更大的聪明才智。 ——选自1983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一、世纪之问:何为科技“带头人”? 文章开篇,钱三强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技工作要开创新局面,关键在于“培养和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 那么,何为“带头人”? 在钱老的笔下,“带头人”的画像清晰而深刻: “所谓‘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这份“本事”,不是虚名,而是四项实实在在的能力: 学术或技术上有一定造诣; 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干劲和创新精神; 善于识人,用人,团结人。 这短短几句,破除了当时乃至今日依旧存在的“论资排辈”的桎梏。钱老提醒我们,领军人物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资历的“厚度”,而在于能力的“锐度”与格局的“广度”。他强调,科技攻关,“不能靠人海战术,也不能靠拼财力、物力”,关键要看有没有这样一批“有本事的带头人”。 这不仅是理论,更是钱三强一生事业的真实写照。他自己,就是卓越的“带头人”。他深知,宏大的科学工程,需要的不仅是科学家的智慧,更需要一位能将帅才、凝聚力量的“主心骨”。 50年代钱三强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二、知人善任:人才选拔的“伯乐” 钱三强为核聚才,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聚才之能、选才之法、用才之魄。关于钱三强所起的作用,宋任穷说过一段话:“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理论的光辉,总要在实践中才显得愈发璀璨。文章中,钱三强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这个例子,正是他“不拘一格降人才”思想的最好注脚。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国原子能事业起步不久,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当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要我推荐。经过酝酿,结果选中了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三十五六岁……” 这位35岁的“中字辈”年轻人是谁?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 这次“破格”提拔,是钱三强“人才观”的一次伟大实践。他告诉我们,发现人才,就要敢于打破“资历、名气、威望”的条条框框。真正的伯乐,眼中看到的是未经雕琢的璞玉,而非世俗定义的“名牌”。 他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烈”之誉。作为原子弹工程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从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将最优秀的人才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举荐王淦昌、彭桓武担任原子能所副所长。为了找到能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他专门拜访钱学森,请应用力学家郭永怀参加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制攻关时期举荐朱光亚来担任李觉将军的助手。他又亲自找邓稼先谈话并任命其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在后来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数百名科技精英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包括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杨澄中、戴传曾等;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朱洪元、王承书等;放射理论化学家杨承宗、肖伦等;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等。这份“点将”的智慧与胸襟,正是那个奇迹年代里,中国科技力量得以迅速凝聚的关键。 三、用人之道:“顺手”与“不顺手”的智慧 文章中关于“顺手”与“不顺手”人才的论述,则彰显了“用人”的胸怀。 钱老犀利地指出,有些领导喜欢用“顺手”的人。但他提醒要具体分析:“有的人习惯于唯唯诺诺……这样的人,用起来是顺手,可并不是事业所需要的人才。” 相反,那些真正优秀的人才,往往因为强烈的“事业责任感”,而显得有些“不顺手”。 “他判断事情、发表意见,只是从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出发,而不大考虑个人得失和人缘关系,因此,往往说话办事不那么‘顺’。但是,使用这样的人,对工作很有利。” 这段话,穿越时空,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它要求领导者有一种超越个人好恶的格局和容人的雅量。钱老甚至进一步点明:“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同他的缺点联系着。比如,有创新精神、能干的人,往往喜欢发表见解……如果过于坚持己见……就显出固执或自傲”。 关键在于“知人善任”——发扬其优点,帮助其克服缺点。这是一种成熟、自信的领导哲学,也是一个团队、一个国家能否让顶尖人才尽其所能、安心工作的关键。 四、今天的我们,如何作答? 在2025年的今天,中国正处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钱老当年所述何其相似。 钱老的文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当下: 我们的选人机制,是否真正做到了“英雄不问出处”,让有“本事”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我们的科研环境,是否能够包容那些有才华但“不顺手”的“刺头”,鼓励他们大胆创新、无畏直言? 我们的管理者,是否具备了钱老那样的战略眼光和无私胸襟,甘为人梯,为国“点将”? 纪念钱老,不应止于追忆他的功勋。最好的纪念,是践行他的思想。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钱三强先生和他那一代科学家,不仅为我们铸造了共和国的“核盾”,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关于“带头人”的世纪之问,依然回响在耳边,等待着我们这一代人,用行动写下新的答案。 让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这,或许就是对钱三强先生最好的告慰。 参考文献: (1)葛能全,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2)葛能全,魂牵心系原子梦——钱三强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3)黄松平,朱亚宗.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一座丰碑——论钱三强在我国“两弹”研制中的功绩,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