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6日，杨嘉墀出生于江苏吴江震泽镇。他相继就读于震泽镇丝业小学、震属中学。1932年，举家迁居上海，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37年高中毕业。他读书用功，尤善工科，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37年，杨嘉墀以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第三名的好成绩被交通大学录取。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累累暴行，坚定了他科技救国的志向。交大毕业后，杨嘉墀穿越封锁线来到西南联大任助教。1947年，杨嘉墀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工程科学和应用物理系，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杨嘉墀承担的一项探索性更强的任务，是研制用来测量酶化学反应动力学过程的仪器。在跨学科学习了生物化学、数理等基础理论后，采用了电子学、光学、生物学等先进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与设计后，杨嘉墀终于按期成功研制了一台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工作范围可从紫外光到可见光。这一研究成果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仪器也被专家命名为“杨氏仪器”。杨嘉墀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科学仪器评论》上发表，也获得了美国专利授权。

图|杨嘉墀与“杨氏机器”的合影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杨嘉墀就积极参加了留美爱国学生组织的活动，迫切想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回国的渠道。但美国却制定了阻止华人回国的“麦卡锡法案”，不允许学习医学、理科、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杨嘉墀也被迫先留在美国等待时机。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以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为交换，让美国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同年6月，美国迫于各方压力，准予自愿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离境。此后，杨嘉墀和徐斐的父亲几次写信给他们夫妇介绍新中国的面貌，并希望他们及时回国，为国家做贡献。先行回国的同学林秉南也写信向他们介绍回国应该办理的手续。祖国的热情召唤，使得早就想回国的杨嘉墀夫妇激动不已。1956年，杨嘉墀携妻女转道香港，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国前，他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在美国的所有家当，购买了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等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仪器。

图|1969年杨嘉墀一家在北京的合影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作为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参与筹建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率先开展了火箭探空特殊仪表等项目的研究。为将自身所学献给祖国科技事业，杨嘉墀满怀强烈危机感和使命感，多次带队参与核潜艇、原子弹、导弹等秘密试验任务。

在我国卫星发展规划中，返回式卫星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杨嘉墀就开始注意跟踪国外空间技术的发展动向，他结合美苏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的相关信息，开展了有预见性的卫星控制理论研究。他坚持卫星上天前必须充分进行地面仿真模拟实验，并亲自带队进行了三次大型模拟实验，对姿态控制系统的参数优化和可靠性的验证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日后首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回收奠定了基础。

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于1975年11月26日发射后，也曾遇到过意想不到的惊险场面。杨嘉墀主持研制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是决定卫星能否成功返回的关键所在。卫星入轨后突然出现氮气压力下降过快的紧急状况，如果气压下降是因氮气泄漏引起的话，靠喷气产生反作用力所实现姿态控制的返回式卫星，有可能永远无法回家。在紧急商讨中，多数科学家认为应当让卫星提前返回，“提前回家总比回不来强”。这时，钱学森把目光转向了正在一旁埋头计算的杨嘉墀，想听听他的意见。杨嘉墀用沉稳的语调分析说：“根据我的计算判断，气压降低是地面和外太空的悬殊温差导致，过段时间就会稳定下来，我认为实验可以按原计划继续进行。”一向决策有度的钱学森经过再三思考，果断决定采纳杨嘉墀的意见，让卫星再“飞一会儿”。11月29日，“太空游子”成功着陆，完美履行了杨嘉墀“在轨三天”的设计，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那一天，钱学森对身旁的杨嘉墀说了四个字：“控制有功。”

图|1975年11月29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太空飞行三天后，安全返回到预定回收区域

杨嘉墀反复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更要将当前遥测数据的处理工作指导好，因为所得之结果还要为今后卫星设计的改进提供依据。自1975年至1992年，在连续成功地发射了13颗返回式卫星中，姿态控制系统都圆满地完成了它所承担的各项任务，从未发生任何故障，性能指标均满足使用要求。通过对遥测数据和恒星相机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表明所设计的姿态控制系统中的方案设计与技术设计都是正确的，所研制的各部件性能亦良好，整个系统运行正常。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研制成功，为我国填补了卫星三轴姿态控制系统的空白，为其他型号卫星的研制增强了信心，亦为今后研制类似卫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杨嘉墀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尤里卡计划”、日本“科技振兴基本国策”相继出台，而中国科技界却因种种原因尚未跟上。

此时，中国4位杰出的科学家——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专家杨嘉墀、光学家王大珩，以深邃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联名撰写了一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件《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封信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时代的长空，为中国高科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863计划”4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当时国内有人认为应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但我们深知，若不抢占科技制高点，中国将错失历史机遇。”杨嘉墀接受采访时回忆。1986年初的一个夜晚，同样为此事焦虑的陈芳允敲开了王大珩的家门。两人彻夜长谈后并达成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他们写出方案初稿后，又找到王淦昌和杨嘉墀修改完善。

1986年3月3日，四人联名上书中央。信中写道：“高技术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争取在优势领域突破。”为使得这封信尽快送到领导人案头，他们通过一位相关人士直接递交建议书。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一批示不仅是对科学家战略眼光的认可，更折射出政治家对国家命运的深远考量。

1986年3月至8月，国务院组织124位专家分12个小组论证，明确“以民为主、军民结合”的方针，最终选定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七大领域作为突破口，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一纲要。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提出和邓小平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863计划”。

图|杨嘉墀手稿《倡议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回忆》对“863计划”应运而生的细节做了纪实描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档案馆提供）

今天，当中国高铁驰骋世界、量子通信领先全球时，我们仍需铭记：正是39年前的那封信，点燃了民族科技复兴的火种。正如杨嘉墀所言：“‘863计划’不仅是技术积累，更培养了一代人的自信——中国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 这份自信，将始终照亮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