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不仅是一位光学家，更是难得的战略科学家。他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并联合其他科学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提出多项重大建议。在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在世界各国引发的反应和应对策略后，1986年，他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不久后，国务院组织专家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论证，并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便是举世瞩目的“863”计划，成为推动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图|“863计划”4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大珩就极具前瞻性地考虑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92年4月，王大珩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六人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王大珩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在工程院的发展中继续倾注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4月，王大珩与张光斗、师昌绪等联名向党中央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

王大珩一直在关心中国的航空工业，尤其是大型飞机问题。为了了解大飞机研制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条件了，2000年11月21日，王大珩前往上海飞机制造厂考察。这次考察，王大珩详细了解了飞机的制造过程，他从飞机的零件是怎么造的开始看，顺着原料的流程在车间里面从头走到尾，他把整个生产线都看了一遍，他一边看还一边仔细询问在场的车间工人，这个原料和配件有什么作用，是从哪里来的。当他得知这些零部件是出口给波音公司的，而且工艺和生产手段和美国的波音公司一模一样时，王大珩暗暗点头，心里有数了。

2000年11月21日，王大珩考察上海飞机制造厂在运10-飞机旁

2001年6月，王大珩认为时不我待，建议成立了《中国民机产业的发展思路》咨询课题组，两院有关学部即刻开展了咨询课题的研究工作。后来经过项目组多次会议讨论，课题改为《从大型飞机发展看我国航空工业存在问题和对策》，后来决定以军用运输机为大飞机研制的突破口。2002年5月，课题组完成了研究报告《关于把研制大型军用运输机列为国家重大专项的建议》，向国家郑重提出建议：大型军用运输机是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急需装备，是我军武器装备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稳定，加紧发展时不可待。该报告于2002年6月经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及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审阅后上报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并经过几位国家领导人审阅。其中时任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在审阅后批语：“赞成专家意见，这是一件争取主动、军民两利的好事，建议在国家财力可能情况下予以积极考虑。”为什么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从王大珩的一句话中可以找到答案：“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尽管王大珩功勋卓著，但他始终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该系千万功劳于一身。

回国60多年来，王大珩自己很少发表科技论文，而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规划却车载斗量。有人请他介绍新中国光学发展历史，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谁做了哪些工作，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而提到自己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决不夸耀自己个人的作用。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王大珩经常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已值耄耋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王大珩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这，就是一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之光。

王大珩曾经总结了十六个字，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这是他对科学精神的凝练与总结。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十六个字，希望科学家精神能代代相承，光芒永存！从光学专家到战略科学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赤诚报国、矢志创新的崇高理想，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今天是王大珩院士逝世14周年纪念日。斯人已逝，他的研究成果、精神财富，化作“一道光”，指引我们在科技创新的征程上不畏艰难，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