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人民周刊》刊载我院编著教材《记忆里的“两弹一星”》中：《王承书：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马国惠:枕着氢弹睡觉的人》两篇文章。

全文如下：

王承书：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

王承书（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北武昌，博士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核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及605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早期从事气体动力学理论研究。1951年，王承书和老师乌伦贝克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1958年在中国开创了受控核聚变反应和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并为其发展打下基础。1961年后改做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解决了净化级联计算、级联的定态和动态计算等重大课题，为中国第一座铀浓缩气体扩散工厂分批启动作出重要贡献。受钱三强三次邀约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

据说，大多数人面临以下这个任务时，深思熟虑后也会选择婉拒……国家决定交给你一项任务，具体做什么高度保密，极大可能在数十年间也回不了几次家，你会错过孩子的成长，父母年老时无法在他们身边尽孝。工资待遇不会很好，极大可能要放弃优渥生活，去到很远的地方，生活条件会很艰苦。如果你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由于工作性质极其隐秘与特殊，也需要你摘下自己已取得的一切光环，做好隐姓埋名、坐冷板凳的准备。而这一切，能肯定告诉你的唯有：国家确实需要你。你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吗？而且，就算作了再大的贡献，你的名字、你的成就在数十年内也不会被世人知晓，你能接受吗？

这在今天看来，近乎苛刻甚至有点疯狂的“国家任务”，在当年得到的回应，是她的三个字——“我愿意”。作出该选择的人叫王承书，她是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一次“我愿意”

1939年，王承书与同校物理系教授张文裕结为夫妻。战乱中，她随丈夫南下到了西南联大。其间得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已婚妇女不能申请，不服气的王承书立即去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能靠婚配与否来裁定”，最终被破格录取。

她去得坚决，在美国的生活也苦得够呛：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落下过学问。博士论文答辩时，王承书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三次“No”。王承书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连答了三次“Yes”，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得到导师赞同。她与导师、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还共同提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个对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在使用。

新中国的诞生，强烈地激起了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到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加入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

回国后，王承书在笔记中写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作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组织希望调王承书去挂帅。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也称“人造太阳”。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意味着她要和8岁的儿子分开生活，只有周末能见到儿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说，肯定会有不舍。可是当钱三强邀请时，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从此，她开始了20多年的集体生活，大部分时间吃在食堂，睡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1959年，王承书带领一些同志到苏联学习，学习结束，在坐火车回国七天七夜的路途中，她翻译了《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不久之后，她又翻译了《热核研究导论》等著作。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核聚变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现状，对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起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经过两年的努力，王承书带领着一支理论队伍，填补了我国在热核聚变理论方面的空白，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我愿意”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一个突然的情况，让她的研究进度再次“归零”，而且她从此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

高浓铀有多重要？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高浓铀就是其体内流动的血液。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否成功的关键。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严肃且诚恳地对她说：“承书同志，有件事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应该也知道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和重要设备的事情，原子弹的研制如今陷入僵局，你愿不愿意去搞气体扩散，弄高浓铀呢？”王承书对高浓铀有一些了解，气体扩散就是将天然矿石中的“铀-235”提取出来，并浓缩成为高浓度的铀。

王承书没有任何迟疑，坚定地说：“我愿意，只要国家有需要，我都愿意。”钱三强没有想到她回答得那么干脆，接着说道：“我知道你在气体动力领域和高空物理领域有成就，你回国后，已从零开始研究热核聚变，现在在理论方面已经有所建树，如果你这次去从事气体扩散，那就是再度改行了。”

“那我就从零开始吧，总归是有人要改行去研制高浓铀的，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王承书回答道。钱三强再次确认：“搞气体扩散你要隐姓埋名一辈子，还要放弃你之前的所有成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我已经想好了，我愿意隐姓埋名，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只要能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我当然愿意。”自从和钱老会面后，王承书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大家再也没有看到王承书发表任何论文，也没有看到她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她的老朋友都不清楚王承书去哪里了。她也没有和家人交代太多，只说：“国家需要我一切保密。”

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必须通过几千台机器的不断浓缩，才能得到满足使用需求的原子弹装料。王承书常年住在504厂的宿舍，每天过着宿舍、食堂、科研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因为缺乏相关资料，王承书只能从头开始，她找来其他人跟苏联专家学习的3本笔记，不断地学习和计算，认真翻阅手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没日没夜研究。因为高强度用脑，她的头发很快就花白了。如果她的家人这时候看到她，也会认不出。

当时扩散厂的主工艺车间，虽说还没有到达废铜烂铁的地步，但也只是一些不成阵势的“散兵游勇”，如何使这些设备一级一级联系启动，如何供料，取得合格的产品，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那时，我国仅有一台15万次电子计算机刚刚启用。为检验结果的准确度，王承书坚持用手边的机械计算机做必要的验证。瘦弱的王承书一个手指力量不足，只得将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地敲打按键，得到数据马上记录在笔记本上。如此枯燥的工作，她同两位同事干了一年多，仅有用的数据就装满了3个抽屉，电子计算机算出的10箱纸条，她都一一过目。通过努力，王承书和团队最终为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高浓度装料，比原设计方案的时间提前了113天。9个月后，戈壁滩上传来了原子弹的爆炸声。半个甲子的时间，她脱下钟爱的长裙，换上粗布衣服；离开幼子和爱人，奔波于办公室和戈壁之间；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审校学生的著作也不署名。王承书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十分上心，但她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那么上心。504厂的房间很简陋，除了几个柜子，就只有一张床。这几十年来，王承书没有买过一件新大衣、新鞋子。身上的衣服虽然有些补丁，可十分干净整洁，生活过得十分简朴。王承书从第一次交党费开始，就把每个月70%的薪水作为党费上交。很多人都劝她留点，王承书总是固执地说：“我用不上那么多，交给国家就当作贡献。”王承书每次出差的补助费和其他奖励，都会捐给单位，让单位购买书籍、文具等，送给有需要的孩子。她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少年强则国强，教育是根本。

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经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他问到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把目光投向了王承书。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王承书回答：我们在原子能研究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保证按时生产出合格产品。她说：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第三次“我愿意”

在王承书及同事提前完成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任务后，上级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承书只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大家的功劳。1964年4月12日，邓小平和彭真到铀浓缩厂视察，在陪同人员中，邓小平一眼就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钱三强问她：“有什么困难吗？”“没有。”“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也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儿工作吗？”“我愿意。”这一句“我愿意”的注脚，是王承书此后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干得出勋绩。

王承书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冬天”回归，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才华，又在“春天”到来时隐去，悄然守护祖国的核事业，直至落英作春泥，以她的精神继续滋养和鼓励一代又一代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马国惠：枕着氢弹睡觉的人

马国惠，黑龙江哈尔滨人，1941年4月出生，1960年7月入伍，196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技术员、副主任、副处长、处长，第21试验训练基地技术部主任、基地参谋长、司令员，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在中国雄鸡版图的西部，有一个神圣又神秘，又令人神往的地方——马兰。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马兰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绚烂绽放；马兰基地是一座数十年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所在，却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3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在这片戈壁滩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在这些人中，有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荣誉等身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气魄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促成了“两弹一星”惊天伟业的完成。但是，正如邓稼先所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伟大事业的背后，总有无数人的心血汗水和无私付出，而大多数“幕后英雄”则是随着时间流逝，成为在泛黄史册中，那串庞大数字里的一员。但是，没有这串“数字”的奉献，也就不会有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在核试验的工作团队中，有很多被我们遗忘了的“数字”，他们虽“无名无姓”，却做着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

1965年，24岁的马国惠从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便和许多同学一起被分配到边疆的核试验基地工作。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还未经历过太多风浪，就从象牙塔到了戈壁滩，从学校课堂到了核试验现场，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抱怨，这不仅是因为当兵的人要做到“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更是因为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对于他们来说，条件的艰苦和物质的贫瘠不能阻碍坚强的意志，能够来到这片神圣而神秘的场地工作，是国家的信任，也是他们的荣耀。而马国惠的一生，便在那时，和马兰这个不显眼的小地方绑在了一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而在被确定为核试验基地之前，这里并没有专门的名字，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其实，中国核试验基地最初的选址不是这片无名戈壁，而是早已闻名于世的敦煌。

但这个方案立马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反对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中央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就定在罗布泊。

勘察小分队便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激动的勘探队员立马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马国惠说，之所以圈定10万多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多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

基地位置确定的同时，生活区也获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便有人提议，此地就命名为“马兰村”。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每一个来开会的人都会默契地把脚步放轻，把说话声音压低，生怕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马兰人提起这段小插曲的时候，大家都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基地建设初期，条件十分艰苦。科研人员、施工部队和后勤保障人员住在帐篷里或半地下的地窨子里，高低床、纸箱子、火炉子，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具”。

居住条件简陋或许不算什么，但恶劣的气候环境却实在折磨人。夏天，大漠的地表温度高达60至70摄氏度，参加核试验任务的指战员头顶烈日，在酷暑中一干就是一个夏天；冬天，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照样野外作业。晚上，住在不太保温的帐篷里，格外寒冷。特别是下半夜火炉熄灭后，很多人都会被冻醒。为了御寒，大家都把皮大衣垫在身子下面，把棉衣、绒衣全盖在身上，有的同志甚至戴着皮帽子睡觉。戈壁滩上时常刮大风，常常会把帐篷刮倒，为此，晚上睡觉时，有的同志就干脆用背包带连床带被褥都捆在身上。

基地的后勤保障也很困难，马兰基地从将军到士兵吃的食物都是从内地运过去的。由于新鲜食物无法保存，他们能吃到的蔬菜很少，肉、鱼、鸡等大部分都是冷冻食品或罐头，还有黄豆、粉条、海带等。平时的食堂饭菜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土豆、白菜、萝卜“老三样”。

但是，再艰苦的条件也压不垮这群心怀祖国的赤子。

1966年，马国惠还是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在研究所二室完成了光冲量的测量之后，便被临时抽调到氢弹试验的激光测速项目中——用氢氖激光器测量弹体膨胀的速度。

戈壁滩上，白天背景光太强，负责光路系统调试的马国惠和同事只能晚上进行。当大家下班休息的时候，马国惠才开始正式工作，每次爬上铁塔至少需要待10多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待了20多个小时，他们便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100多米高的铁塔，塔顶是爆室，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如同摇篮，他们只好在“摇篮”中待命，一旦风停，马上工作。

爆室旁边有一个窗口，每次测试的时候，都会有激光从500米外打过来，马国惠和另一名同事在窗口一边站一个，看激光的红斑，用电话和工号联系，看信号对不对，最后要确定对到窗口上，要瞄得很准才行，难度相当大。

一天夜里他又像往常一样准备调光路、安透镜，可由于事先没有协调好，爆室的窗户被工作人员给关上了，不打开窗子便无法瞄准，工作便无法开展。可爆室的窗户从内部是无法打开的。于是，他把手电绑在身上，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冒着大风，在100多米高的铁塔顶部，顺着外面的脚手架又爬了两米多高，把挡住视线的窗子给拽了开来。

在冬天，试验场区的平均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铁塔上的爆室更加寒冷。可有时候做环境试验，又会导致爆室内的温度急剧升高，最高可达到50摄氏度，又无处躲避，马国惠和同事们就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一丝不苟地完成着各自的任务。

氢弹爆炸的前一晚，马国惠和同事们为了确保试验的顺利进行，在百米高的铁塔上已经坚守了20多个日夜。他们面对着狂风和寒冷，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只为了试验的成功。

就在试验的前一晚，马国惠已经连续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等到一切就绪，距离插雷管、正式开始试验工作只差几小时。他疲惫不堪，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松懈。他知道，只有他能够确保试验的成功。他坚守在铁塔上，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当风终于停了下来，马国惠和同事们立刻开始了工作。他们插上雷管，开始试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直到最后一步——睡觉。

又困又累的马国惠顾不得有什么危险，他需要休息，只想在上面好好睡一觉，他发现放置氢弹部分的圆台突出一些，正好当枕头。于是，他枕着平台，头顶氢弹，在恒温的铁塔爆室中很快进入梦乡。由此也获得了一个称号：“枕着氢弹睡觉的人”。

他的这一觉睡了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氢弹在头顶上静静地放着，像是一个守护者，守护着我们的和平。

那时，在铁塔上下，和马国惠同一届的同学就有20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大家在做自己的任务时，都默契地背过身去，等各自的任务完成后，大家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

马国惠回忆说：工作条件的艰苦还能够忍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与世隔绝的孤独才是更大的痛苦。很多年轻人被派往基地后，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侣，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而已经结了婚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两地分居，常年不能见面。很多人，妻子分娩时不能在身边，子女也无法照顾；很多人，不能尽孝父母，甚至不能送终。有的夫妻二人工作都忙，子女的教育也被耽误了。参与核试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的高才生，但他们中很多人的儿女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工作也十分平平。

有一副对联写这群无名英雄：“举杯邀月，恕儿郎无亲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除了马国惠之外，还有很多在基地工作过的人，在“隐姓埋名”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又继续成为不被人知晓的人物，过着平凡的生活。今天的马兰基地早已停止了核试验，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今天身在何方，抑或已经离世，这片土地都不曾忘记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