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

导弹不仅是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也是中国国防力量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武器。若是没有能将原子弹送到世界任一地区的能力，那么中国核威慑将等于零。

中国的导弹研制事业几乎与原子能工业同时起步的。

可以说，“两弹”结合试验是中国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体现。而亲自组织和指挥这一试验的周恩来，为“两弹”结合试验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也展现出他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

为我国“两弹”结合指明发展方向

1956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并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导弹航空工业工作。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把发展原子能和导弹航空工业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把研制“两弹”放在优先的重要地位。

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以“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包括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央专委成立后，原子能工业的组织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63年底，我国原子弹进入攻坚阶段，周恩来明确指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确定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核武器研究方向，使我国较快地实现了原子弹小型化和武器化，为“两弹”结合试验的提早进行和取得成功提供了保障。这一方向的提出和落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循序渐进、不断思考、慎重权衡、逐渐成型的过程。

东风二号甲导弹托举着核弹头直冲云霄

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还要有科学的指导方针和明确的原则要求。在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原则要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十六字”方针和“三高”要求。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是在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过程中，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形成的。它在导弹研制、试验以至所有国防尖端科技领域的工作中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是指导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胜利的重要法宝。时任“两弹”结合试验任务技术协调小组组长的谢光选曾回忆到：就在试验当天发射前，“还要把周总理的‘万无一失’拿出来学学”，“‘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16个字的含义就是督促我们要把工作再做细一点。我们就进行了质量普查。再查一遍，有什么质量问题，从我们生产一直查到出厂”。“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也曾指出：“我们这些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搞过原子弹、导弹、卫星工作的人，心里是不会忘记周总理的教导的”，常常“想起周总理说的‘16个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再说“三高”要求。1963年3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听取二机部提出力争1964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时提出“三高”要求：“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还对这三条要求作了具体阐释：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就是“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向雷锋同志学习”；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就是“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要按进度表进行工作，不能拖。有了问题，要下决心，赶快解决”；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党组要很好分工，严格督促检查，发现问题早作处理。有些问题发现了，要从组织纪律上解决”。“三高”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科技和武器的研发试验部门，在“两弹”结合试验中，这一要求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中国国防尖端科技研究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1966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号外

严密组织“两弹”结合试验的实施计划

周恩来十分关心“两弹”结合试验任务的具体实施，不仅在体制机制的设置和调整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在“两弹”结合试验进行时坐镇北京指挥重大问题，使得“两弹”结合试验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

一是建立顺畅的体制机制。“两弹”结合试验涉及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等多个领域和多个部门，涉及到军队各军兵种，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试验任务的成功，周恩来在组织“两弹”结合试验实施的有关机构设置上下了一番功夫，指导建立了运行顺畅的体制机制，保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正常进行。

比如，组建新的科研生产机构。1964年9月16日、17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研究首次核试验有关问题的第九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先搞导弹部，在五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引者注）基础上先搞”。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从第三、第四、第五机械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七机部的成立，为“两弹”结合试验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是坐镇北京指挥重大问题。为了加强对“两弹”结合试验的组织领导，聂荣臻在东风基地现场主持发射，周恩来则坐镇北京遥控指挥、决定重大问题。

1966年10月25日19时30分，试验党委会将发射安排意见用加密电话向国防科委并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作了报告。10月26日9时45分，试验党委会用加密电话报周恩来请求批准10月27日9时为发射时间。周恩来在国防科委呈送的电话记录单上批示：“以绝密电和绝密电话用密语复同意，要他们突出政治、沉着打好这一仗。”据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参谋宋炳寰后来回忆：10月27日5时许，发射阵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加注推进剂了。张震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试验党委会副书记——引者注）在阵地上用直通北京的加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发射区的准备情况，并请求批准加注推进剂和按时发射。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并指示：一切由聂帅在现场决定。稍后，聂帅同周总理通了电话，认为可加注，进行试验。他们定下了加注推进剂的决心。9点0分10秒，阵地指挥员王世成一声“点火”令下，刹那间，大地轰鸣，震天动地。导弹托举起弹头，尾部喷着浓烈的火焰，像一条巨龙腾空而起，向空中疾飞而去，直冲蓝天。9点9分14秒，从弹着区传来消息：导弹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聂荣臻迅即向周恩来电话报告试验结果。周恩来委托聂荣臻转达对全体参试人员的热烈祝贺。

周恩来在组织和指挥“两弹”结合试验中，决策发展规划慎之又慎，制定试验方针实之又实，检查准备工作严之又严，指挥试验任务细之又细。在周恩来的组织和指挥下，在相关部门、部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的共同努力下，“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巨大成功，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周恩来为“两弹”结合试验付出的努力、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组织和指挥艺术，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学习和总结。